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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后文在谈论法律的纲要时,将会进一步阐述系统如何展开向环境学习的机制。
巡回法院还认为，24小时等待给妇女增加了堕胎的困难——她们至少要两次往返诊所，可能受到在诊所外示威人的骚扰，可能因为24小时之内两次外出而暴露堕胎意图，可能因为路途遥远而产生种种不便。[53]但是，Tribe教授并没有放弃论证罗伊判例的实质正当性。
可以想象：随着堕胎法日渐严厉，每年将有成千上万的妇女铤而走险，她们因为绝望而违法，她们不得不把自己的健康和安全交给那些肮脏、冷酷、走街串巷的江湖郎中，甚至自己给自己堕胎。1846年，司考特向密苏里州初审法院起诉，声称：自己在20年前已经恢复自由，爱默森遗孀无权将他作为爱默森的遗产继承。方流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1期。Bork对包括堕胎在内的个人权利问题持保守立场，受到激烈抨击。但是，维宪审判绝对不是越俎代庖，不是解决立法过程中互不两立的政治分歧，政治问题应当由民选代表去解决。
[45] 在罗奇纳案，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问题是：宪法是否保护合同自由？限制面包工人最长工作时间的法律是否侵犯了雇主和雇员双方的合同自由？最高法院的回答是：尽管宪法没有明文规定合同自由，但是，隐含着合同自由。立法意图是什么？立法意图是法律创制的背景性资料。这样的法则涵蕴于人类生活的日常规则，与其说要靠我们来制造或发明，不如说要靠我们来发现或叙述。
不过，现行宪法在体现和表述根本法则方面还是有所不足的。（《学习新宪法》，第21-22页）。1981年7月，彭真在给中央关于修宪的报告中曾提出，宪法是根本大法，主要在纲不在目，不搞不必要的创新，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参见许崇德：《现行宪法产生过程的特点》，《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这样的法则如何识别和实施，取决于特定国家和文化的法律传统和制度安排。
价值法则、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分别体现人本与自由、人民主权和程序正义，用中国传统的术语来表述，就是分别代表道统、政统和法统。有两种不成文的高级法传统，一是自然法，它由古代斯多葛学派构建，在中世纪与神学结合，后来又由启蒙时期的自然权利论者用世俗的、个人主义的话语重述：二是来自习俗和不受质疑的价值和惯例的基本法则，它们既不必永恒不变，也不必为理性命令，但被社会成员认可为基本不变的。
根本法则是普遍道德的抽象形式，并因此成为普遍规范。抽象表达之优长，在于有比具象表达更强的对具象变化的包容能力和适应能力。（《商君书·算地篇》）。现行宪法颁布20年来有3次共17处修改，这些修改大多数是关于序言和总纲的。
19世纪中叶前，美国的法律家们总是交替使用这两种修辞策略。宪法之有效，因为它是最后的预定、最终的假设：只有依靠这一假定，被宪法授予创造规范权力的那些人的宣告才是有拘束力的规范。古人说，法随世转时移，与时俱变。倘若侵犯了人类尊严，也仍然不具有合法性。
[11] 例如，张友渔认为，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修宪，是因为它的原则、方法都比较好。法律究竟应当怎样回应社会变化，又应当对什么样的社会变化置之不理甚至加以遏制，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关于立宪主义对罗马法渊源的利用，参见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下卷），商务印书馆，2002，第175～189页。与国家权力相对应的公民权利，被宣布为宪法权利：基于宪法的政治秩序，被称为宪政。
在此意义上，国家的一切法律须以宪法为据，居于宪法之下，不得与宪法相违，宪法之上不该再有任何法律。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被视为僵化、保守、藩后的事物，未尝不是前一时期改革的结果。一项法律，即使是由一个经自由选举和公开辩论而产生的立法机关按严格程序一致通过的，而且在通过后由一个执行机关按相关程序规则严格实施。现代的程序法则即程序理性，它解决程序设置和程序正当性问题。在法律论证实践中，自然法与基本规则往往交互为用，主辅相替。只有明了宪法之法，才能确定哪些是必须写进宪法的，哪些是不能写进宪法的。
该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4-17页，原标题为《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曾在海内外多有转载译介，收录于夏勇《文明的治理——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与法治》（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劝学篇》外篇，变法第七）。
张之洞曾提醒说：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参见卡尔·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一宪政的宗教之维》，三联书店，1997，第14-17页。
[8] 法律之上若没有法，就像权力之上没有法那样，也是会走向专横和任意的。由是，可以说，蕴涵基本价值的根本法则，才是宪法所由产生的逻辑根据，并奠定宪法和宪政的道德根基。
参见W·F·莫菲《宪法、宪政与民主》，第10-13页。[12] 参见张友渔：《学习新宪法》，第5~6页。又可倒过来讲，某原则乃是由惯例和传统确立，亦为理性证立。如果把握不了人本和自由这个核心，便会只有宪法秩序，没有宪政秩序。
宪政有高于实在程序和法律之上的价值来作为衡量合法性的标准。这种基本价值的核心，不仅是人本的，即一切为了人，为了一切人，而且是自由的，即维护人的尊严和福祉。
遵循这样的法则，便是古人所谓法法。人民主权和程序理性在许多场境里都可能作为法律合法性、至上性的论据，如前文所述，法律反映人民意志、符合正当程序等，但是，归根结底，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是由价值法则推衍出来，并由价值法则决定和统摄。
用儒学的话讲，是内圣与外王的关系。[7]但是，它的性质和地位却是我们应当牢牢把握的。
） [6] 在美国人看来，倘若一个法律是坏的，它必定不合宪法。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这个根据，便是古人所说的道。价值法则与政治法则、程序法则的关系，是道统与政统、法统的关系。
在西方，自然法是一种广为人知的概念，但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情形又很不相同（参见Charles Grove Haines，The Revival of Natural Law Concept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30 ， pp.43-45，52-65）。（《淮南子·主术训》） [2] 凯尔森把宪法看做高级规范，但他的解释是纯粹法学式的：每个层级规范的效力来自较高层级的规范，所有规范的效力来自于一个基本规范，即宪法。
从中世纪的思想者们关于法律应当至上并且高于国家本身的流行观点出发，英国的法官们发展出一种英国式的法律至上原理，这就是法律约束国王。） [10] 一般说来，民主主义强调一个制度如何选择决策者，以及决策者在决策时必须遵循的程序。
参见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第130-131、141-143页。所谓普遍规范，就是没有例外和特权的规范，有效性领域也没有限制（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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